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

小農經濟現代變遷: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(二)

(二)台灣水果經濟的興起

與此同時,台灣水果產值與產量卻急速增長。1960年全台水果產值只有69萬千元,1970年就躍升到358萬千元,10年成長518%;產量則從39萬公噸提升到124萬公噸,成長317%。台灣水果產值始終維持高度增長態勢(除了2000年左右一度遭遇瓶頸),2010年時已經提升到7,096萬千元,50年成長101.56倍。相對於此,2010年台灣稻米產值只有1982年(4957萬千元)最高峰時的61%,產量只有1976年(271萬公噸)最高峰時的43%。
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,是小農積極轉作經濟作物的結果。水果產量在1960年到1990年間增長5.9倍,之後只維持穩定。種植面積在1981年到1996年之間成長1.7倍,往後開始衰退。可見尤其在90年代以後,水果總產值之所以可能持續增長,主要是因為農民不斷為商品增值:直接轉作市場價格更高的經濟作物,或增進果品品質以抬高售價。

圖表 2稻米與果品產值比較(1952-2013

圖表 3農耕業產值份額比例(2010年)
統計數據給我們的印象,是台灣水果經濟具有相當活力,否則不可能長達半世紀維持顯著增長。就產值和產量而言,早在1980年代中期,水果已經取代稻米成為台灣農耕業最主要的作物[1]。把同樣高度增長的蔬菜經濟(1960年到2010年之間成長54.8倍)納入視野,情勢更為清楚:2010年稻米、水果和蔬菜佔台灣農耕業總產值的比例,分別是19.92%、46.56%和33.52%。從作物結構的改變,可以看出米糖經濟解體後,台灣農村經歷了劇烈轉作的過程。
不僅如此,台灣水果經濟另一個特色是極具創新能力,果品種類不斷增加。1960年代以前稍具規模的商品化水果,基本上只有香蕉、鳳梨與柑橘三種,而2010年農委會網站長期追蹤價格的主力果品就達45項,相對次要的果品種類更是不計其數。不斷推出市場價格更高的新型作物,是推動水果總產值增長的重要動力。
問題是,這一切是如何可能發生的?政府直到1984年才正式推出稻米轉作計畫,但此前水果產值早已突飛猛進,何況政府從未祭出積極的水果經濟扶持政策。更甚於稻米和蔬菜種植,幾乎沒有現代企業願意投入曠日廢時的果樹栽培,台灣農業高風險、低利潤的特色足以令一切資本卻步。因此,水果經濟的崛起很難歸功於國家政策和企業資本的介入。
若將小農經濟視為一個長期結構,那麼與其說工業化以後小農經濟解體了,不如說它的版圖萎縮了。米糖經濟瓦解後,一些農村走向轉作水果經濟的道路。即便全面捲入商品市場,台灣果農仍是道地的小農:農場面積狹小,仰賴家庭勞力(必要時才雇工),以滿足家庭需求為首要目標。普遍來說,他們絕對稱不上富裕,多數果農仍掙扎於貧窮線上下。
我們不禁感到疑惑:為何在公認的台灣農業蕭條時期,水果經濟卻大大茁壯了?農民為何不乾脆離農而轉作果樹?小農經濟如何可能克服諸多技術難題,實現水果產量、產值的高度增長以及水果種類的大量創新?又是為什麼即便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升,農戶卻始終停留在貧窮水平?

(三)既有觀點的侷限

        面對台灣農村問題,兩種詮釋策略蔚為主流,分別是「現代化理論」(modernization theory)和「依賴理論」(dependency theory)。圍繞著「以農養工」這個基本事實,分別形成兩種不同的農村發展史觀(historical perspective 。有趣的是,兩種史觀實際上共享一個認識:小農經濟恐將消亡於資本主義社會。
        「現代化理論」認為,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小農經濟於工業化發展之後相對沒落,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根據「以農業培養工業,以工業發展農業」的基本方針,國家致力於提高土地生產力,積極調動農業剩餘挹注工業發展,期待工業發展成果經由「涓滴效應」(tickle-down effect)回饋農業部門(沈宗瀚 1976;黃俊傑 1984;李國鼎等,1987;廖正宏等 1993)。在這個構想中,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可以相輔相成。他們多將注意力集中於農業生產問題,通過農業經濟學方法探討台灣農村的人口、勞動力、土地、生產率、收益比與產銷關係等課題,希望推動台灣農業現代化(張漢裕 1974;于宗先 1975;馬若孟 1979;李登輝 1980;毛育剛 1994)。
由於農村現代化進程受阻,「涓滴效應」沒有發揮作用。在早期著作中,農業現代化被設想為農藥、化肥和機械等現代要素之投入;隨著台灣順利工業化,土地生產率極高的小農卻始終停留在赤貧階段,他們轉而主張農業企業化才是唯一出路(王作榮 1990;張研田 1980)。土地與勞動力是另一個核心議題,最初他們認為土地改革有利於激發農民生產的積極性,後來卻發現土地分割過小阻礙了資本大農場的形成(王作榮 1970;陳武雄 2004)。此外,和美國大規模機械化企業經營雇傭農場相比,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帶動平均工資提升,始終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的台灣農業工資成本太高,不僅國際競爭力喪失殆盡,連獲取基本利潤都很困難(黃樹仁 2002;陳宇翔 2005)。隨著非農就業機會日益增加,青壯年勞動人口紛紛前往城市,農業逐漸成為夕陽產業。
        「依賴理論」則指出台灣農村之衰敗,實際上是資本與國家聯手剝削農村的結果。早在日治時期,國家便通過各種強制手段掠奪農民剩餘,迫使台灣農村朝資本主義轉化(涂照彥 1999;矢內原忠雄 2002;柯志明 2006)。國民政府不但繼承了這套體制,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(劉進慶 1992;劉志偉等 2002)。繼承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觀點,他們主張農村凋敝不是工業化的結果,而是工業化的前提:國家機器有計畫地剝奪農業剩餘,在達成原始積累的同時造成農村貧窮化,從而將廉價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擠向工業部門(柯志明 1988;陳玉璽 1995;隅谷三喜男 1995)。根據上述觀點,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基本是相剋的道路。「以農養工」的意義轉化了,他們強調國家大肆掠取農業剩餘導致農村貧窮化,小農經濟恐怕於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走向破產。
        雖然小農經濟始終沒有真正瓦解,農民仍在商品經濟的侵襲下苟延殘喘。1974年政府轉而實施「稻米保價收購」的保護性政策後,榨取性政策基本解除了,小農卻又陷入市場產銷結構的剝削(羅桂美 2008)。1984年台灣簽訂《中美食米協定》、2002年加入「世界貿易組織」(WTO)以後,台灣農村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,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、限制國內農業生產補助、規範國內農業生產份額等政策,再一次嚴重打擊了搖搖欲墜的台灣農村(吳音寧 2007;蔡培慧 2009),劇烈的市場競爭導致農村內部產生分化(柯志明、翁仕杰 1993)。由於政府基本已經放棄發展農業,重工輕農的政策導致農村飽受污染、缺水、搶地之苦(張素玢,2014)。在國家與資本的壓迫下,小農經濟瀕於瓦解邊緣。
        今天我們理解台灣農村問題的方式,基本承襲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史觀。有趣的是,兩種史觀卻共享相同的認識:小農經濟恐將消亡於資本主義社會。他們都過於快速地認定小農經濟必消亡於資本主義經濟,難以解釋農村危機後小農經濟仍舊存續的基本事實,更忽視台灣水果經濟崛起的歷史意義,預設小農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。他們很少正面討論水果、蔬菜和花卉等現金作物的崛起,往往當作次要的、伴生的現象,甚至視為農業企業化的展現。[2]
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農村危機,但面對農村危機之後的複雜發展,未免有些後繼無力。礙於視角上的限制,由於下意識地預設小農經濟不容於資本主義,全面商品化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似乎成了一個悖論,與既有的農村發展史觀產生矛盾。[3]
有形或無形的理論預設強勢介入的結果,遮蔽了許多複雜、迂迴和幽微的社會情節。在小農經濟終將衰亡的聲浪中,水果經濟的重要性被結構性地忽略了。本研究認為,唯有從K. Polanyi2007)的「實體主義」(substantivism)觀點出發,結合切實的田野調查和歷史分析,才能揭開農民大規模轉作背後的迷霧。

(文/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)

[1] 1984年的政府推行的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」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,稻米耕種面積的政策性衰退,使得水果產值、產量提早凌駕稻米。
[2] 許多研究都注意到統計數據中水果快速增長的基本事實,但都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。吳田泉(1993379-380)發現1954年到1967年之間「果實生產之年平均成長率高達一四・五%,為各項農產品中增產率最快速者」,此後不再關心這個問題,直接將之後的年份劃分為「衰退時期」。廖正宏(199326-27)也發現「農業生產趨向多樣化」,但只表示「由於國民生活水準及國內外需求的提高,所以水果及畜產等愈趨重要」。蔡培慧(2009212-213)感覺到這個問題:「又該如何解釋果樹農家的增幅呢?若是理解台灣的作物分類中,檳榔歸為果樹類,或許就不令人意外了。」她論定:「就結果而言,這是一個轉作失敗的例子。」面對水果經濟高聳的成長曲線,研究者只能在很短的篇幅裡,憑藉過去的理論訓練提出猜測。一些學者抨擊轉作果樹不能解決農民貧窮問題。蕭國和(198747)認為:「園藝業及養殖業者目前正狂飲轉作的苦果,非但無利可圖,且血本無歸。」陳玉璽(1995124)持相同看法:「種經濟作物,需要資本投資和特別技術,而且受政府配額限制,並特別易受生產過剩和農村社區之外勢力操縱市場所傷害。」還有一些聲音斷定這是農業生產企業化的展現。隅谷三喜男(199558)認為:「傳統的米糖生產後退,並轉向種植園藝作物(蔬菜、水果等),〔……〕其大部分是採取企業家的經營型態。」黃樹仁(2002278-279)指出「養殖業與高經濟作物栽培,使業者能在有限的土地裏從事資本密集、技術密集而高利潤的經營」,「他們已擺脫了傳統小農生計農業的意識,全然利潤導向」。唯張素玢(2014)的研究比較完整,提出「『後米糖』時代的農業盤整」概念,敘述了濁水溪平原葡萄、蔬菜和花卉興起的複雜情形,可惜未能進一步分析闡釋。
[3] 此外,三個基本問題貫穿了多數農村研究:第一,無法跳脫「傳統—現代」、「自然經濟—市場經濟」或「封建主義—資本主義」等歷史演進圖式的預設,而將小農經濟理解為前現代/前市場經濟/前資本主義的殘餘範疇,無視小農經濟在現代社會持續存在的合理性;第二,片面根據國家政策的更迭與統計數據的指標來劃分台灣農業史分期,將農村發展簡化為國家政策調動農民的過程,一方面高估了國家政策的實踐能力,另方面掩蓋了農村實質發展的複雜性;第三,下意識地將小農理解為孤立的理性經濟人或被壓迫者,根據幾個理論模型推估農村發展前景,忽略了具有豐富歷史、文化與空間意涵的家庭、社群或社區對農村發展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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