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
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，可謂晚近台灣農村最重要的發展之一，也是理解小農經濟現代變遷的關鍵鑰匙。農藝精湛的果農是台灣農村寶貴的資產，他們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，仍然為島內市場提供豐盛、便宜且多樣的水果。本文試圖以台中東勢為田野場址，融會社會史的視野，追索這個地區轉作果樹的歷程，探究東勢果農如何可能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，實現極高的土地生產力與農業技術創新能力，卻又在市場結構的限制下不斷跌落貧窮線以下。東勢原是伐木重鎮，作物以水稻為主，1960年代大規模轉作果樹以後，轉型成為著名的水果之鄉。這是貧窮驅動的轉作，我稱此為「維生型商品化」。在家庭責任的驅使以及草根人情網絡的支持下，高度兼業化的小農展現出驚人的水果栽培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，能夠經常跟隨市場價格轉換作物，極具彈性與韌性。1980年代前後，東勢果農發揮草根的力量克服多項地理與技術的限制，陸續開發出高接梨、甜柿和茂谷柑等「明星作物」，東勢搖身一變為台灣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產區。這是非預期的結果，或說一場「邊緣革命」。然而受制於市場結構的諸多問題，他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，陷入增產與過剩的迴圈，難以克服「沒有發展的增長」困境。即便商品化程度和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，小農經濟基本仍停留在維生水平，平均每年家庭收入大幅低於非農戶。
一、
前言
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，可謂晚近台灣農村最重要的發展之一，也是理解小農經濟現代變遷的關鍵鑰匙。農藝精湛的果農是台灣農村寶貴的資產，他們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，仍為島內市場提供豐盛、便宜且多樣的水果。可是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對水果經濟所知甚少。在以稻農為敘事中心的農村研究傳統中，轉作經濟作物的果農往往遭到忽略，不是簡單當作傳統農業消逝的標誌，就是存而不論。少數涉及果農或水果經濟的傑出研究，也大多鎖定於技術、社區等議題，未能與宏台灣農村發展史相呼應。這對「水果王國」的美譽來說，無疑是一大諷刺。
從過去的眼光看來，台灣果農是諸多弔詭的結合：在維持小規模家庭耕作的前提下實現了全面商品化，極具生產力與創新能力但收入水平遠遜於非農戶。本文希望瞭解為何在公認的台灣農業蕭條時期，水果經濟卻大大茁壯了？農民為何不乾脆離農而轉作果樹？小農經濟如何可能克服諸多技術難題，實現水果產量、產值的高度增長以及水果種類的大量創新？又是為什麼即便農業技術水平不斷提升，農戶卻始終停留在貧窮水平？
我要深入探訪台中著名的水果之鄉——東勢，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和社會史視野，追索這個地區轉作果樹的實際歷程，並從小農「轉作」（包括從稻米轉作為水果，以及從水果轉作為另一項水果）的生活邏輯切入，具體展示三項「明星作物」（高接梨、甜柿、茂谷柑）崛起與衰弱的命運，探討台灣水果經濟興起的社會意涵與歷史意義，分析果農在當代城鄉產銷結構中的生存處境，弄清楚農村全面商品化的實質意義。儘管這是一個限縮於特定區域與產業的小型研究，但我相信多少能為關心當代台灣乃至中國農村問題的朋友，提供一些靈感。
（一）小農經濟的長期結構與農村危機
今天台灣被譽為「水果王國」，水果的販售與消費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街上隨處可見琳瑯滿目的水果攤。很少人記得，直到1960年代以前台灣水果的產量還微不足道。扣除政府積極扶持的香蕉、鳳梨和柑橘等少數外銷作物，商品化種植的果品更為稀少。
把小農經濟視為一個「長期結構[1]」，有助於我們把握水果經濟崛起的歷史意義。最晚到18世紀中期，台灣小農經濟已然確立，稻米、甘蔗以及一些雜糧是其主力作物。在人口稠密、耕地有限的基本條件下，台灣農村繼承了中國小農經濟一些容易辨認的特點：第一，農業生產以家庭勞動為主，雇傭勞動為輔（雖不可或缺）；第二，在狹小的耕地上實施高度集約耕作，單位面積產量較高；第三，農業生產之外，家庭副業十分發達。（李登輝
1980；吳田泉 1993；劉進慶 1992）還有其他選擇嗎？小農經濟不僅是漢族移民最熟悉的生活方式，而且因為它的確有效。此外，台灣農村始終鑲嵌於大規模長途貿易之中，市場價格的波動深刻影響農民生計，商品化程度不斷提升，但還不到全面商品化的地步（陳孔立，1996；黃富三 2009）。
兩百多年來，小農經濟的長期結構頑強地延續著。日本總督府沒有介入小農經濟的生產過程，而是建立了能夠有效剝削剩餘價值的殖民體制（柯志明 2006）。國民政府基本繼承了這一套體制，既有的小農經濟米糖體制更形鞏固了（劉進慶 1992）。雖然國家權力透過農會等組織越來越深入農村肌理，但是他們無意也無能撼動小規模家庭農業生產模式，滿足於直接掠取農業剩餘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。1950年代可說是近三百年來台灣米糖經濟最後的輝煌時期，各方面農業指標都有顯著進步（張漢裕 1974；沈宗瀚 1976；黃俊傑 1984；廖正宏等 1993）。在這段期間，儘管土地生產力和商品化程度不斷提升，小農經濟也沒有朝資本主義農業轉化的跡象。
1960年代爆發了廣泛且深刻的農村危機，永久改變了台灣農村的命運。1963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，農業與非農收入差距急速擴大，平均農戶所得佔非農戶所得在1958年還有98％，1968年只剩下71％（李登輝 1980：237）。農村貧窮化迫使大量人口向城市傾洩，構成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島內人口移動。光是1966年到1976年之間，農業就業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就從45.01％下降到26.71％。從事農業越來越不足以餬口，專業農戶佔總農戶比例在1960年還有49.3％，1980年只剩下9％（高育仁等 1996：31）。面對劇烈的生存壓力，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米糖經濟體制趨於瓦解（張素玢 2014）。
圖表 1 農業就業人口結構比（1966-2011）
可以將大規模離農、貧窮化與兼業化等趨勢，視為1960年代以來台灣農村結構變遷的基礎軸線。到了2010年，農業就業人口只剩總人口的5.24％，農戶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78％，其中農業淨收入只佔農戶總所得的21％，因此76％的農戶必須兼業[2]。多數研究即便不認為小農經濟型態是台灣農村衰敗的主因，也承認這是農村進一步發展的障礙（于宗先 1975；劉進慶[3] 1992）。據統計，台灣平均農場面積只有1.08公頃，而美國、法國、日本和韓國分別為175.63公頃、41.68公頃、1.56公頃和1.37公頃（黃樹仁 2002：235）。
台灣農村遭遇極為嚴苛的生存危機，已是非常明顯的事實。相較於2010年台灣戶均收入107萬元左右而言，一公頃稻米一期實質利潤只有3至5萬元，一年兩期收益不超過10萬元，生計窘迫可見一斑。在如此惡劣的情勢下，全台稻米收穫面積在1960年到2010年之間，從76萬公頃衰退到25萬公頃。此外，2010年全台甘蔗收穫面積僅剩50年前的8％。在主流印象中，總體經濟成長率貢獻度只有0.03％的台灣農業，已成為夕陽產業。
(文/葉守禮)
[1] 將小農經濟視為一個兼具歷史、社會、文化甚至於地理內涵的「長期結構」（long-term
structure），並具體考察這個結構的歷史變遷，有助於開拓新的想像。小農經濟作為Braudel（2006：730）口中的「日常生活的結構」（structures
of everyday life），即「從思維和智慧到日常生活用品和用具，全部包括在內——建立起聯繫或者說秩序」，是人與自然長時間互動的產物，意味著一系列歷史形成的條件與限制，具有綿延和頑固的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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